来源：科技日报
“基础研究领域的差距直接影响到未来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如果一些中间领域的基础问题不能有效的解决，一些共性核心关键技术就不能突破，我国的产业将面临长期锁定中低端的风险。”6月24日在吉林长春开幕的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对“基础研究”的强调引起会场上很多人的共鸣。
大会现场。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我国很多产品的性能稳定性不如国外企业产品，一方面是人家的积累，另一方面是他们对基础性东西摸的非常透，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咱们国家很多产品跟应用相关的基础研究做的很不够。跟产业直接结合的基础研究，论文影响因子不高，有些科研人员不愿做，这需要国家的重视。”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丽说。
基础研究制约产业技术水平,万钢觉得“这在信息产业的操作系统、CPU芯片，在制造业的4G，在一些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领域表现尤为突出。”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基础研究经费占1/3以上
其实这两年国家在顶层设计和前瞻部署中都把基础研究摆在重要位置。
万钢介绍说，2014年以来，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推进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的管理改革，近百项科技计划基本完成了优化整合，新五类科技计划体系开始常态化运行。在2016年和2017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基础研究类项目已经占到了总经费的34.7%。2016年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的1/4相继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包括重点实验室等一些科研基地。
万钢在演讲。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基础研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更快显现。以应对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为例，改革前是多个科技计划同时部署，相互之间存在交叉和脱节的情况。
现在的大气污染重点专项既有雾霾的成因等基础研究，也有检测预警和减排技术的研发，还有示范应用。在解决直接污染成因问题的同时，研究成果还应用于能源、环保、汽车、钢铁等产业节能减排。
与此同时，按中央部署科技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加快启动实施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强化对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机、脑科学与内脑研究等重大基础前沿和战略必争领域进行前瞻部署，与科技重大专项形成了一个梯次接续的格局。
地方政府和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不足
从一组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与发达国家有差距，投入结构也有很大区别。
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R&D投入比例在15%左右，而我国仅在5%左右。这里不仅是总量上有差距，结构上也有明显的不同。
在我国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经费总占比是25.2%，美国联邦政府是23%，两者基本持平。
而美国州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的经费所占比例是26%，我们国家地方政府只有7%。
美国企业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的比例是4.4%，日本是6.8%，韩国是13.1%，而我国企业，按目前统计只占0.1%。
美国社会捐助的资金，有20%左右投入了事关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的公益性基础研究，而我国在这方面基本为零。
在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上获得“求是杰出青年转化奖”的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邢奕说，“现在基础研究投入结构确实不合理，企业要立竿见影的效果，缺乏战略性部署的经费投入。”
万钢指出，需要通过央地合作，实施重大科技项目的方式，来引导地方政府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利用研发经费加计扣除的政策、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手段，引导企业加强行业共性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探索成立联合自然科学基金，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和慈善捐赠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来投入基础研究。
企业要主动介入创新链前端
国外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提前布局曾让刘卫丽感触良多：“几年前参观国外企业的研发中心，发现比国内的研究所都大的多。企业的核心研发中心其实就是做基础研究，人家部署了十年之后的研发方向，这让我很震惊。”
对一个新技术来讲，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缺一不可。我国对产学研结合非常重视。企业如果自身形成了很深的体系，同时与高校科研院所结合，就不会存在两张皮的现象。
“当前科技成果转化的周期日益缩短、应用更加快捷，有些领域在实验室里就可以诞生产品。实验室变成了生产车间，我们要适应这些新特点，要加快从知识到技术，并转化为产品的过程。这就要求企业等市场化的创新主体更加主动地介入到创新链的前端，与高校、科研院所组成产学研联盟和协同创新联合体，共同参与基础研究。”万钢说。
他举例说，华为正是与世界著名高校合作，对基础研究领域全球布局持续投入，在第五代移动通信的技术标准和研发中抢得先机。百度、腾讯等企业在机器翻译、深度学习、智能汽车等基础前沿领域进行研发布局，同时开放资源，才能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